跨大西洋的AI治理拉鋸
當人工智慧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捲全球，各國政府都在努力尋找駕馭這股力量的錨點。歐盟，作為全球數位法規的先行者，率先拋出了其全面的人工智慧監管藍圖。然而，這份被視為全球首部旨在規範AI的法案，卻在大西洋彼岸激起了漣漪，引來了美國的審視與反對聲浪，一場關於未來智慧應如何發展與管制的跨國拉鋸戰，正悄然展開。
歐盟的AI藍圖與雄心
歐盟對於人工智慧的態度，始終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他們認為，AI在帶來巨大便利與潛力的同時，也可能對基本權利、安全、隱私和社會公平構成潛在威脅。為此，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提出了《人工智慧法案》（AI Act）草案，並在經過多年的討論與修訂後，於2024年正式通過，使其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規範AI的法律。
這部法案的核心精神在於其「基於風險」的監管方法。法案將AI系統依據其對社會造成的潛在危害程度，劃分為四個風險等級：不可接受的風險、高風險、有限風險，以及最低或極小風險。對於被列為「不可接受風險」的AI應用，例如可能被用於社會評分系統或某些會操縱人類行為的技術，法案明令禁止。而「高風險」的AI系統，如自動駕駛汽車、醫療診斷工具或在教育、招聘中使用的AI，則面臨嚴格的合規要求，包括必須進行風險評估、建立風險緩解系統、確保數據品質、提供人類監督選項以及滿足透明度要求等。對於風險較低的AI系統，法案要求提供透明度，例如在使用生成式AI時告知使用者正在與AI互動。
歐盟推出此法案的目標，不僅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與安全，更是寄望透過建立清晰、可信賴的監管框架，將歐洲打造成有利於AI創新的環境，並試圖將監管本身轉化為競爭優勢，以期在當前由美國和中國主導的全球AI競賽中急起直追。法案的適用範圍不僅限於歐盟內部的企業，所有在歐盟市場提供AI系統的外部供應商，包括美國和中國的公司，都必須遵守這些規定。這也體現了歐盟試圖透過其市場影響力，將其標準推廣至全球的「布魯塞爾效應」。
跨大西洋的審視與疑慮
然而，這份雄心勃勃的法案並未獲得所有人的認可，特別是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搜尋結果顯示，美國政府，尤其在某些時期的行政當局，對歐盟的AI規則草案表達了強烈的反對意見，並向歐盟委員會及部分成員國施壓，要求其放棄或修改當前版本。
美國政府駐歐盟代表團曾致信歐盟委員會，對《通用人工智慧行為準則》等草案表示反對。儘管這份行為準則最初是自願性質，旨在為科技公司提供遵循《歐盟人工智慧法》的框架，但美國官員認為其部分內容可能過度監管，甚至超越了《歐盟人工智慧法》本身的要求，反而創造了新的繁重負擔。
美國的主要擔憂集中在幾個方面：
首先，對AI開發者提出的更嚴格的透明度要求，包括披露訓練數據的摘要，以及風險防控和版權規定。美國科技巨頭，如Meta和Google母公司Alphabet，也對這些規定表達了批評，認為要求第三方進行模型測試和落實版權審查的條款「過於激進」，甚至「不可操作也無法執行」。
其次，美國認為歐盟的這些規定可能阻礙技術創新，降低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過去，美國對AI的監管態度相對較為寬鬆，傾向於由業界主導自願性準則或針對特定應用領域進行規範。歐盟這種全面的、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與美國鼓勵自由發展、強調市場驅動創新的哲學存在差異。
再者，美國一些官員認為，歐盟的科技監管措施，包括反壟斷調查和罰款，似乎不公平地針對美國企業。這使得歐盟的AI法規在美國看來，可能不僅是出於技術治理的考慮，還隱含著經濟保護主義或遏制美國科技巨頭影響力的意圖。
核心爭議何在？
歐盟與美國在AI監管上的核心爭議，反映了對「如何平衡創新與監管」這個全球性難題的不同解答。歐盟選擇了一條更加謹慎、強調預防風險的道路，即使這可能意味著更高的合規成本和潛在的創新速度放緩。他們認為，AI的潛在風險巨大且影響深遠，必須提前設置嚴格的護欄。法案對「高風險」應用的定義廣泛，涵蓋了許多商業應用，要求企業在將AI系統投入市場前進行嚴格的評估和證明，這對開發者來說是沉重的負擔。
特別是對於大型生成式AI模型（基礎模型）的監管，成為了爭議的焦點。歐盟法案要求這些模型的開發者必須遵守透明度義務，包括披露用於訓練模型的數據資訊摘要，以及採取措施確保內容不會非法生成受版權保護的材料。這對依賴海量數據進行訓練、且內部工作機制複雜的模型來說，執行起來極具挑戰性。Meta和Google等公司就曾表示，要求披露所有訓練數據或進行嚴格的第三方測試是不切實際的。
相較之下，美國在聯邦層面尚未有歐盟這樣全面的AI法案，其方法更為分散，傾向於通過現有法規或針對特定部門（如醫療、金融）發布指導意見來管理AI風險。雖然美國國內對加強AI監管的呼聲日益高漲，一些州也開始自行立法，但整體而言，美國政府更強調維持其在AI領域的領先地位，擔心過度監管會扼殺創新，將優勢拱手讓人。這種對創新優先於全面預防性監管的態度，與歐盟形成了鮮明對比。
監管哲學的碰撞
歐盟與美國的AI監管分歧，本質上是兩種不同監管哲學的碰撞。「布魯塞爾效應」體現了歐盟通過其龐大單一市場的力量，將其法規標準輸出到全球的策略。歐盟認為，AI作為一種潛在的通用技術，其影響無所不在，必須從頂層設計一個全面的、水平性的監管框架，以確保技術發展符合其價值觀和社會優先事項。這種方法類似於其在數據隱私領域推出的GDPR，同樣對全球企業產生了深遠影響。
美國則更傾向於一種更靈活、更具實驗性的方法。他們認為，AI技術發展迅速，過於僵化的法規可能很快過時，甚至在技術完全成熟前就限制了其潛力。因此，美國更願意看到業界的自律和協作，或者針對AI在特定領域（如自動駕駛、醫療AI）的具體應用制定垂直性規範。美國的立場部分源於其強大的科技產業基礎，這些企業是全球AI創新的主要驅動力，他們擔心嚴苛的法規會削弱他們的競爭力。此外，美國的政治體制也決定了其聯邦立法過程相對分散且耗時，各州自行立法的現象也增加了監管格局的複雜性。
這種監管哲學的差異，不僅影響著兩地的AI產業發展，也對全球AI治理體系構建帶來挑戰。當主要經濟體採取不同的監管路徑時，跨國企業面臨著複雜的合規環境，這可能增加成本、減緩部署速度，甚至導致全球市場的分裂。
經濟與地緣政治的暗流
美歐在AI監管上的分歧，除了技術和法律層面的考量，也暗藏著深刻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因素。AI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和國家競爭的新焦點。美國作為AI技術的全球領導者，其科技巨頭在通用AI模型開發和商業應用方面佔據主導地位。歐盟雖然在基礎研究方面有一定實力，但在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商業產品方面相對滯後，特別是在AI專利數量和投資方面遠不及美中。
歐盟推動AI法案，一定程度上也是試圖重塑力量平衡。透過建立一套嚴格的規則，歐盟可以要求美國科技公司調整其產品和服務以符合歐洲標準，這既是對歐洲公民權益的保護，也是對美國科技巨頭在歐洲市場巨大影響力的制衡。法國總統馬克宏曾表示，歐洲的AI模式將是結合公共與私人的「第三條路」，介於北京政府管理的模式和美國私人管理的模式之間。這反映了歐洲希望在AI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不完全依賴於其他科技強國。
美國的反對，則是在維護其科技產業的全球領先地位和商業利益。美國政府及其企業擔心，歐盟的嚴苛規定會削弱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增加在歐洲運營的成本和難度。這場關於AI規則的爭論，也成為了美歐之間在數位經濟領域更廣泛競爭和規則制定權爭奪的一個縮影。
未來的路徑與影響
儘管美國表示反對，歐盟的《人工智慧法案》已經正式通過並逐步生效。這意味著在可預見的未來，希望進入或留在歐盟市場的全球AI企業（包括美國公司）都需要逐步適應並遵守這些規定。不過，法案的具體實施細則、相關的「行為準則」（如《通用人工智慧行為準則》）的最終內容仍在制定中，這些細節可能仍然存在調整的空間，並且將根據歐盟機構和成員國的意見決定是否通過。業界的批評和美國的壓力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這些後續文件的措辭和執行方式。
美國方面，雖然聯邦層面尚未有類似歐盟的全面法案，但隨著AI技術的普及和潛在風險的顯現，美國國內對監管的需求也在增加。未來美國的AI監管可能會繼續在特定應用領域深化，或者由各州先行立法，最終可能促使聯邦政府採取更統一的行動。
美歐之間在AI監管上的分歧及其互動，將對全球AI治理產生重要影響。其他國家在制定自己的AI法規時，很可能會參考歐盟和美國的不同模式。這場跨大西洋的拉鋸戰，不僅是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規則之爭，更是兩種不同理念、不同利益訴求在人工智慧新時代的博弈。如何在確保安全、道德和基本權利的同時，鼓勵技術創新和應用，是擺在所有國家面前的共同課題。
智慧浪潮中的治理挑戰
人工智慧的發展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著經濟、社會乃至國際關係。歐盟率先推出的《人工智慧法案》，是全球範圍內對這股力量進行系統性治理的一次大膽嘗試，其「基於風險」的分類監管模式，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參考範本。然而，美國作為AI技術的領跑者，其對歐盟法案的擔憂和批評，也尖銳地指出了過度監管可能帶來的挑戰，特別是對創新速度和全球競爭力的影響。
這場跨大西洋的AI治理拉鋸，凸顯了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新興技術監管所面臨的複雜性。各國在追求國家利益和安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尋找共同的基礎和合作途徑，以應對AI帶來的全球性挑戰。如何在不同的監管哲學之間找到平衡點，協調各國的規則，避免形成技術壁壘或「監管競賽」，將是未來幾年國際社會在AI領域需要共同破解的難題。這不僅關乎技術的未來，更關乎人類社會如何駕馭智慧，確保其發展真正造福全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