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父兄被捕 周一鳴：犯法必執法
遙遠的牽掛，突來的風暴
當故鄉成為心頭的一抹愁緒，當家人是彼岸最深的掛念，一則消息如冷冽的冬雨，驟然落下。郭鳳儀女士的父兄被捕，這不僅是她個人的家庭變故，更是公眾目光下的一起事件，牽動著敏感的神經。這起逮捕行動，結合了官方發言人周一鳴先生那一句「有人犯法便執法，不存在是否先例」的堅定表態，彷彿一記響亮的鐘聲，在當前的時事脈絡中迴盪，引發人們對於法律邊界、執法原則以及親情與公共領域交織的複雜思考。
這不是一個冰冷的法條宣讀，而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事件，它關乎一個在海外發聲的人，其身處故鄉的家人可能因此面臨的遭遇。周一鳴先生的說法，從執法者的角度看，清晰且不容置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觸犯法律者必須承擔後果，而法律的實施並不取決於此類事件是否史無前例。然而，正是這份不容置疑的清晰，在特定背景下，引發了更深層次的討論與探問。
執法的堅定與原則的宣示
周一鳴先生的發言，核心是「依法執法」的原則。他強調的是，只要有人犯法，執法機構就會採取行動。這句話本身，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中聽來都理所當然。法律的存在，本就是為了規範行為，懲罰違法。執法者的職責，就是確保法律得到執行。而「不存在是否先例」一句，更是意圖表明執法不瞻前顧後，不因循守舊，不考慮是否開創了某種模式，而只專注於眼前的違法行為本身。這似乎是在傳達一個訊息：這不是一場針對特定個人或群體的「殺雞儆猴」，而僅僅是法律的自然運行。
然而，話語的意義往往取決於語境。當這句話是針對「海外異議人士的家人被捕」這一事件時，它便被賦予了額外的重量與解讀空間。在缺乏更多公開細節的情況下，公眾很難不將父兄被捕與郭鳳儀女士的海外活動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一旦建立，周先生的「不存在是否先例」就可能被理解為：這類因海外活動而牽連家人的情況，無論是否首次發生（當然，類似情況在不同歷史和地區並非聞所未聞），都不會影響到執法的決心。法律之網已經撒下，只要行為符合「犯法」的定義，無論此案的背景多麼特殊或敏感，都將一視貫之。
法律的邊界：行為與連坐的討論
事件的核心聚焦在「犯法」二字。父兄被捕，意味著執法機構掌握了他們「犯法」的證據或合理懷疑。但他們犯的是什麼法？周一鳴先生並未在公開場合詳述。是與郭鳳儀女士的行為直接相關的法律？還是他們自身的、獨立於女兒/妹妹行為之外的其他違法行為？這是釐清事實的關鍵。
如果逮捕與郭鳳儀女士的海外活動有關，那麼問題就來了：法律是否允許因某人在外地的行為而追究其在本地家人的責任？這涉及「連坐」的概念，即一人犯罪而株連其親屬。現代法治普遍摒棄連坐制度，強調個人對自身行為負責。除非家屬本人參與、協助或教唆了犯罪行為，否則不應為他人的行為負責。因此，如果父兄被捕僅僅因為他們是郭鳳儀的父兄，且他們本身並未參與任何違法行為，這將嚴重挑戰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
當然，存在另一種可能性：父兄有獨立的違法行為，恰好與郭鳳儀女士的身份和背景重疊。周一鳴先生的發言或許正是在強調這一點——他們被捕是因為「有人犯法」，而不是因為他們的親屬關係。但即便如此，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這種時間點上的巧合，以及被捕者的身份，很難不讓公眾產生聯想。執法機構有責任在適當時候提供更為清晰、透明的解釋，以釋除公眾疑慮，維護法律的公正性。否則，「依法執法」的說辭，在缺乏公開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容易被解讀為藉由法律手段施壓異議人士。
「先例」的重量與缺席
周一鳴先生強調「不存在是否先例」，這句話耐人尋味。在法律實踐中，「先例」有時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普通法系中，法院會參考以往類似案件的判決來指導當前的判斷（遵循先例原則）。但在這裡，周先生的語境並非指法律判決上的先例，而是指這類特定背景（海外異議人士的家人在港被捕）下的執法行動是否為首次發生。
他不認為這是一個需要考慮「是否首次」的問題，因為執法只關乎「是否犯法」。這固然突顯了執法的堅定性，但同時也可能帶來一種不確定感。如果類似情況未來會常態化發生，那麼對於所有與海外活動人士有關聯的香港居民來說，都可能面臨潛在的風險。這種風險的存在，即使當局聲稱僅針對「犯法」行為，也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使得人們在與海外親友互動時，甚至只是身份上的關聯，都感到不安。
「不存在先例」也可以被理解為：當局在處理這類案件時，並非在探索新的法律疆域或開創新的打擊模式，而只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內行事。然而，公眾的感知卻可能恰恰相反。將海外活動人士的家人列為執法對象（如果情況屬實），即便法律條文上有所依據（例如與國安法相關的條文），其在實際操作層面和社會影響層面，無疑會被視為一種新的動向，一種具有指向性的「先例」。這種官方話語與公眾觀感之間的差異，值得深入探討。
親情、距離與政治的交纏
這起事件最令人感傷的部分，在於它揭示了在特定政治環境下，親情也可能成為一種脆弱的鏈接，甚至潛在的負擔。郭鳳儀女士在海外為她的理念發聲，而她的父兄卻身處香港，直接承受著家人的身份可能帶來的後果。這種隔空承受壓力的模式，在歷史上和世界各地並不罕見，但發生在當下的香港，依然讓人感到沉重。
對於在海外的香港人而言，這起事件無疑會增加他們的憂慮。他們為香港的未來奔走呼號，但同時也可能因此讓留在香港的家人置於險境。這種兩難的境地，不僅是情感上的折磨，更是對行動自由的一種無形鉗制。周一鳴先生的發言，在強調「依法」的同時，客觀上也在傳達一個訊息：與被視為「犯法」的海外活動人士存在親屬關係，可能會讓身處香港的家人受到審視。
如何平衡國家安全、法律執行與個人自由、家庭權利，是當下香港面臨的巨大挑戰。每一宗類似的案件，無論官方如何詮釋其「依法」和「無關先例」，都在公眾心中投下疑問的陰影，加劇社會的撕裂感和不信任感。
未來展望與反思
郭鳳儀女士父兄被捕一事，以及周一鳴先生的相關表態，是觀察香港當前狀態的一個重要窗口。它提醒我們，法律的實施不僅僅是條文的執行，更涉及到執法者的態度、程序的透明度以及公眾的信任。
如果當局希望藉由強調「依法」和「無關先例」來平息波瀾，消除疑慮，那麼最有效的做法是公開相關的法律依據和事實證據，證明被捕者確實存在獨立的違法行為，而非因親屬關係而受牽連。缺乏透明度，再強硬的表態也難以完全消除公眾的猜測和不安。
同時，這起事件也迫使人們反思，在一個高度敏感的時期，個人的家庭關係如何在無形中被政治化。對於那些身處海外、心繫故鄉的人來說，如何在堅持理念與保護家人之間尋求平衡，成為一個極其艱難的抉擇。
周一鳴先生的「不存在是否先例」或許預示著，對於類似情況，執法機構將秉持一貫的原則和態度。這既是一種堅定執法的宣示，也可能是一種信號，表明此類因特定身份或關係而引發的執法行動，可能會成為未來香港「新常態」的一部分。這對於香港社會，尤其是與海外有聯繫的居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維護自身的權益和安全，如何在法治原則與實際操作之間找到平衡點，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嚴峻課題。這起事件，絕非簡單的「有人犯法便執法」，它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角力、人性的掙扎以及對香港未來走向的深刻擔憂。
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石，但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其能否獲得公眾的信任和尊重。當執法行動引發廣泛的聯想和擔憂時，如何通過透明、公正的方式來重建信任，是當局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畢竟，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讓無辜的家人為遠方的親人承擔不應有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