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demic. 在新冠疫情期間，為配合「疫苗通行證」的實施，疫苗接種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對於部分因健康或其他原因不適合接種疫苗的人士，俗稱「免針紙」的醫學豁免證明書成為了重要文件。這原應是保障健康的措施，卻也衍生出一些爭議，其中西醫蔡淑梅涉嫌濫發免針紙的事件，尤其引起公眾廣泛關注。此事件不僅凸顯了醫療體系可能存在的漏洞，更折射出社會在疫情下的種種面向。
排隊人龍揭開的序幕
回溯事件，蔡淑梅醫生的診所外大排長龍的景象，是整個事件的開端，令人印象深刻。據報道，當時排隊輪候免針紙的人龍長達幾條街，甚至有人需要通宵排隊等候。 這番景象，不禁讓人思考，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如此多市民寧願花費大量時間排隊，也要獲取這張免針紙？這背後可能涉及對疫苗的疑慮、對「疫苗通行證」帶來不便的迴避，或是其他個人考量。無論原因如何，這條長長的人龍，無疑是當時社會氛懼的一個縮影。
驚人的簽發數字與背後的質疑
控方在法庭上指出，蔡淑梅醫生在短短約7個月內，共發出了逾萬張免針紙，其中絕大多數是以「疫苗恐懼症」為由簽發的。 更驚人的是，在高峰時期，她曾在3天內發出800張免針紙。 這意味著平均每天發出超過260張，平均每位病人的診症時間可能只有短短一分鐘左右。 這樣的數字和診症時間，難免讓人對其診斷的專業性及嚴謹性產生質疑。控方認為，以「疫苗恐懼症」作為醫學豁免理由，在醫學上並不被廣泛認可，且蔡淑梅醫生並不具備相關的精神科或心理學專業資格。 這種高速、大量的簽發模式，是否已偏離了醫生應有的臨床判斷和專業操守？
法律與專業操守的雙重審視
此事件不僅是道德層面的討論，更牽涉到法律層面的問題。蔡淑梅醫生被控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及洗黑錢罪。 控方質疑她在簽發免針紙時存在不誠實意圖。 此外，控方也提及部分透過轉數快轉帳至蔡淑梅個人帳戶的款項，以及她與丈夫聯名戶口中隨著免針紙簽發數量而顯著增加的現金存款，這些都被視為與洗黑錢罪相關的證據。 這顯示事件已從單純的醫療行為，擴展至可能牽涉非法得益及洗錢的刑事案件。
同時，事件也引發了對醫生專業操守的深刻反思。醫學界對醫生發出醫學證明有明確的指引和專業守則。 在考慮簽發豁免證明書時，醫生理應根據病人的實際健康狀況進行臨床評估，並參考衛生署的指引。 如果醫生未能恰當遵循指引或未進行應有的臨床評估便發出證明，這不僅有違專業守則，更可能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風險。雖然辯方提出，控方僅憑部分病人證供來推論大量免針紙的診斷不實，存在將案件放大的質疑，但事件本身已足夠引起對如何加強醫療監管、確保醫生專業操守的討論。
司法覆核與法例修訂的影響
此事件亦曾觸發法律爭議。在政府宣布涉事醫生簽發的免針紙將失效後，有市民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政府無權一刀切廢除這些免針紙。 法庭最終裁定政府敗訴，認為當時的法例並未賦予局長廢除免針紙的權力。 儘管政府隨後修訂了相關規例，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在合理懷疑或基於公眾利益下宣告免針紙失效，但這場法律拉鋸戰，也突顯了在應對公共衛生緊急情況時，行政權力與法例框架之間的互動及可能存在的灰色地帶。這也提醒了在制定和執行防疫措施時，必須確保其合法性及程式的嚴謹性。
事件背後的社會啟示
西醫蔡淑梅涉嫌濫發免針紙事件，不單是一宗牽涉個別醫生的法律案件，更是疫情下社會百態的一個縮影。長長的排隊人龍反映了部分市民對疫苗接種的猶豫，以及對防疫政策的應對方式。巨額的款項和頻繁的簽發，揭示了潛在的利益驅動。隨之而來的法律訴訟和司法覆核，則展現了法治社會中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制衡。
這起事件促使我們深思，如何在公共衛生危機中平衡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如何完善醫療監管機制，堵塞可能被濫用的漏洞？又如何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讓公眾獲得準確、可靠的健康資訊，減少不必要的恐懼和誤解？這起事件雖然令人唏噓，但也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去審視和改進現有的體系和觀念，以更好地應對未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