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醫師因非禮女職員被判罪成，案件在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上訴理由的核心在於控方在原審期間，於盤問階段才突然提出大量之前未曾披露的訊息紀錄，上訴人認為此舉構成嚴重不公，甚至質疑控方是「特登」為之，目的是影響審訊結果或為日後上訴鋪路。 這宗案件不僅關乎個人清白與否，更觸及香港刑事司法程序中至關重要的「證據披露」原則。 控方的職責是主持公道，而非不擇手段地爭取定罪，適時且全面的證據披露是確保公平審訊的基石。 控方遲來的「撒手鐧」，無疑在法庭上投下了一枚震撼彈，引發了對程序正義的深刻反思。
遲來的證據：公平審訊的暗礁
根據香港的法律程序，控方有持續的責任向辯方披露其所掌握的所有相關證據，包括那些控方不打算在審訊中使用的「未被使用材料」。 這是為了確保辯方能夠全面了解案情，有充足的時間準備抗辯，並防止「突襲」情況的發生。 然而，在這宗中醫非禮案中，控方被指在審訊已進行到被告自辯並接受盤問的階段，才突然提出涉及上訴人與事主之間約千頁的WhatsApp訊息紀錄。 這些紀錄的內容據稱包括雙方互相送禮、一同參與活動等，可能影響對雙方關係性質及事主是否同意的判斷。
上訴方強烈質疑控方為何未在更早階段，例如在審訊開始前或控方案情完結後，就披露這些訊息紀錄。 他們認為，這些紀錄對於被告決定是否自辯以及如何自辯至關重要。 控方在盤問時才「曬冷」這些資料，使被告措手不及，無法有效應對，這被視為對被告權利的嚴重損害。 原審裁判官雖然接納了這些紀錄作為「反駁證供」，但上訴方認為這些紀錄並不符合反駁證供的定義，並質疑裁判官在此問題上的處理。 高等法院法官李俊文也坦言這種情況不尋常，並引用《檢控守則》強調控方的披露責任，凸顯了本案的特殊性。
「特登求翻案」的猜測：是巧合還是策略？
上訴方提出「特登」求翻案的說法，指向控方此舉可能不是無心之失，而是有策略的部署。 在法律程序中，確實存在一些情況可能導致案件需要重審或判決被推翻，例如審訊過程中出現嚴重的程序錯誤，使被告無法獲得公平審訊。 如果控方故意在後期階段披露重要證據，導致審訊出現重大不公，這可能會被視為一種濫用程序，辯方有可能據此申請永久終止聆訊，甚至在罪成後以此為由提出上訴。
然而，要證明控方是「特登」為之並非易事。 控方可能會解釋遲延披露的原因，例如是新發現的證據，或者是在審訊過程中根據案情發展才認為這些證據變得重要。 重要的是，無論是何種原因，控方都有責任證明其未能及時披露是有合理辯解的。 法律界普遍認為，控方應盡早備妥及整編所有相關證據，並向辯方披露。 在審訊中後期才突然出現大量新證據，無論原因如何，都難免引發質疑，特別是在這些證據可能對案情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下。
程序正義的價值：不能被犧牲的底線
這宗案件再次提醒我們，刑事司法程序不僅僅是關於找出「真相」，更關乎以公正、透明的方式來達成結論。 程序正義是法治的基石，即使被告看似有罪，其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也不能被剝奪。 控方作為代表公眾利益的一方，其行為尤其需要符合最高的道德和專業標準。 《檢控守則》明確指出，檢控人員必須公正客觀地協助法庭找出真相，而非一味追求定罪。
遲延披露證據，尤其是在關鍵的盤問階段，可能對辯方的策略準備造成毀滅性打擊。 辯方可能已經根據已披露的證據制定了詳細的盤問計劃和自辯陳詞，突然出現的新證據可能使其之前的努力付諸東流，並且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化和應對這些資料。 這種不對等的局面，顯然有違公平原則。
除了對被告權利的影響，控方遲延披露也可能損害司法機構的公信力。 公眾期望司法程序是公平、透明且有效率的。 如果控方的行為讓人感覺是在玩弄程序，企圖通過「奇襲」來獲得優勢，這將 erode 公眾對司法系統的信任。
審視與前瞻：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這宗案件引發的爭議，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更好地保障證據的及時披露。 律政司應加強對檢控人員的培訓，確保他們充分理解並嚴格遵守《檢控守則》中關於證據披露的要求。 同時，法庭在處理遲延披露的情況時，應嚴肅審視控方未能及時披露的理由，並充分考慮對辯方可能造成的損害，必要時應採取補救措施，例如給予辯方更長的準備時間，甚至在極端情況下考慮終止相關證據的呈堂或給予辯方有利的指示。
此外，建立更完善的證據管理系統，利用科技手段確保所有相關證據都能被及時識別、分類和披露，或許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方向。 提高證據披露的效率和透明度，不僅能夠保障被告的權利，也能提高整個司法程序的效率。
案件的最終裁決將由高等法院的上訴庭作出。 法庭需要詳細審查原審過程中關於證據披露的每一個環節，判斷控方是否存在不當行為，以及這種行為是否嚴重到足以推翻原審的定罪。 無論結果如何，這宗案件都將成為香港司法史上一個重要的案例，為未來的證據披露實踐提供借示。
結語：程序正義的守護者
中醫非禮案中控方遲延披露證據的爭議，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程序正義不是一句空話，它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 檢控方作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一環，其行為必須時刻保持謹慎和公正。 只有當證據披露的原則得到嚴格遵守，當控辯雙方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展開較量，公平審訊才能真正實現，而公眾對法治的信心才能得以維護。 期望這宗案件的審理過程和最終裁決，能夠進一步明確證據披露的標準，為香港的司法公正樹立更清晰的標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