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協控記者遭無理查稅 李家超反擊施壓風波

稅務風暴下的新聞界:當「無理查稅」遇上「姑息養奸」的詰問

近期,香港新聞界再次捲入一場風波,香港記者協會(記協)指控稅務局對多家新聞機構及記者進行「無理」稅務複查,要求預繳高額暫繳稅,總計涉款約170萬元。此舉引發業界對當局是否藉稅務手段施壓的疑慮。對此,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強調稅務局依法行事,並批評若有團體「姑息養奸」,助長成員逃稅並向政府施壓,只會「自暴其醜」。這場稅務風暴,不僅是關於稅務程序的討論,更觸及了新聞自由、政府與媒體關係等深層議題。

稅務迷霧:記協的「無理」指控

記協在記者會上詳細闡述了他們認為「無理」之處。根據記協的資料,稅務局自2023年底起,複查了至少8間新聞機構及20名新聞工作者或其家人的稅務狀況,追溯期長達六七年。被查核的對象包括記協自身、《獨立媒體》、《法庭線》、《Hong Kong Free Press》、《爆炸頭》及《Renews》等多家獨立及小型媒體,以及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員工,甚至其未參與新聞工作的家人。

記協提出的「離奇指控」包括:稅局向沒有商業登記的人士安插商業登記號碼、審查公司尚未成立年份的利得稅、在未扣除經營成本的情況下高估收入,甚至將銀行帳戶的所有入帳和轉帳都視為收入,連朋友間的還款也被計算在內。 記協主席鄭嘉如以自身為例,指出稅局估算其當年收入遠高於實際薪金,差距高達40萬元。 這些缺乏證據支持的估算導致被查核者須預繳高額稅款,記協認為這形同「未審先罰」,對收入不高的新聞工作者及資源有限的小型媒體構成沉重經濟及精神壓力。

記協憂慮,這種針對性且充滿錯漏的稅務調查,並非單純的稅務稽查,而是可能藉由行政手段對新聞媒體施壓,迫使他們耗費大量時間、金錢和精力應對,最終影響新聞報導的獨立性和空間。 捍衛新聞自由的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也對此表達譴責,認為這是對獨立記者進行恐嚇的策略。

特首的詰問:「姑息養奸」與「自暴其醜」

面對記協的質疑,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回應則顯得強硬。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稅務局依法行事是其職責所在,所有納稅人,無論行業背景,都有責任正確報稅、準時交稅,逃稅是違法行為,最高可被判監三年,沒有人享有特權不被評稅或逃稅。

李家超隨後不點名批評記協,指真正的專業團體應該提升行業水平,譴責成員的違法行為,而不是「姑息養奸」,助長犯法行為。 他更進一步表示,即使是「假扮專業行業團體」,如果姑息或助長成員逃稅,並試圖向政府施壓,只會「自暴其醜」。

李家超的言論,將記協對稅務調查合理性的質疑,提升到團體是否「姑息養奸」、甚至「假扮專業」的層面,並警告這種行為將「自暴其醜」。這番話語,顯然不僅是對記協的回應,更帶有對其專業性和合法性的挑戰意味。

背後的張力:稅務、新聞自由與政府角色

這場風波的背後,折射出香港當前複雜的社會環境以及政府與媒體之間的微妙關係。稅務,作為政府管治的基礎工具之一,其執行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至關重要。記協的指控,正是在質疑稅務局在特定群體上的執行是否偏離了「公平」的原則。如果稅務調查出現大量錯漏,且主要針對獨立及小型媒體,難免會引發外界對其動機的質疑。

另一方面,新聞自由是社會重要的基石,獨立媒體的存在對於監督政府、提供多元資訊至關重要。當獨立媒體面臨各種行政手段的壓力時,其生存空間和報導能力將受到影響,進而削弱新聞自由。記協作為代表新聞工作者的團體,其職責之一便是關注業界的權益和新聞自由的狀況。

李家超的回應,雖然強調依法辦事,但也將事件定性為部分人士可能存在的逃稅問題,並對代表業界發聲的記協提出嚴厲批評,認為其行為是在「姑息養奸」和「施壓」。這種將問題個人化、將團體行為負面化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對稅務調查是否存在針對性的討論,並可能加劇政府與新聞業界之間的對立。

未來的影響:信任的侵蝕與空間的收窄

這場「無理查稅」與「姑息養奸」的爭論,其影響可能不止於稅務和新聞自由的討論。政府與媒體之間的信任本就脆弱,類似事件的發生和處理方式,可能會進一步侵蝕這種信任。當媒體對政府的行政行為提出質疑時,如果換來的是性質上的否定和道德上的譴責,將使得建設性的對話更加困難。

同時,如果獨立及小型媒體因應對頻繁且充滿疑點的行政審查而耗盡資源,其生存空間將進一步收窄,這對香港媒體生態的多樣性和資訊來源的多元化將造成長遠影響。公眾獲取獨立、批判性資訊的渠道可能會減少,這不利於建立一個開放和知情的社會。

總而言之,記協指記者被無理查稅的風波,並非孤立事件,它是一個更大背景下的縮影。如何在依法徵稅的同時,保障新聞媒體的正常運作和新聞自由的空間,以及如何處理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是香港社會需要深思和面對的重大課題。李家超特首的強硬表態,雖然強調了法律的嚴肅性,但也引發了對政府處理媒體關係方式的擔憂。這場稅務風暴帶來的迷霧,恐怕短期內難以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