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流不息的城市街頭，總有那麼一群身影，穿梭於高樓大廈與尋常巷陌之間。他們頂著烈日、冒著風雨，為了準時將熱騰騰的餐點送到你我手中而奔波。他們是外賣員，是這個時代「零工經濟」浪潮下最鮮活的寫照。然而，在這份看似自由彈性的工作模式背後，卻隱藏著一份不為人知的辛酸與保障的真空地帶。近期，香港部分外賣平台外賣員發起罷工行動，將這份辛酸推向了公眾視野，也引發了社會對於這群「城市騎士」勞動權益的廣泛關注。
當外賣員的吶喊聲迴盪在城市上空，政府的回應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就此議題在立法會回應質詢時表示，政府正積極研究如何改善平台工作者的權益，並計劃於今年內提出方案，甚至考慮立法方式加強保障。然而，他同時強調，不宜「一刀切」將所有平台工作者界定為僱員。 這番話語，無疑為這場關於勞動保障的討論，增添了更多複雜與討論空間。
這不只是一個勞資爭議，更是數字時代下，勞動關係重塑所帶來的深層次挑戰。在科技演進催生的新興行業中，如何平衡企業的營運模式與勞動者的基本保障，已成為全球性的難題。香港的情況，正是這道難題在本地的縮影。
穿梭城市的身影：外賣員的日常與困境
外賣員的工作看似簡單，實則充滿挑戰與風險。他們的工作時間彈性，可以自由上線接單，這正是許多人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然而，這份彈性也意味著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數、穩定的收入，更遑論傳統僱員所享有的法定權益，例如最低工資、有薪年假、病假、甚至是至關重要的工傷補償。
他們與平台之間的關係，普遍被界定為「自僱人士」或「獨立承辦商」。 這使得他們無法受到《僱傭條例》下大部分保障。 一旦發生意外，特別是交通意外，外賣員面臨的風險極高，而平台提供的往往只是最低限度的第三方責任保險，難以真正賠償他們的醫療開支及收入損失。 更有甚者，有因工受傷的外賣員，在索償無果後，甚至被要求支付高額法律費用，處境艱難。
除了潛在的工傷風險，外賣員的收入也面臨不穩定性。平台單方面調整派單規則、派送費用及懲罰機制，讓外賣員幾乎沒有議價能力，時常面對收入被削減的壓力。 有外賣員指出，在部分平台，步兵的單價曾跌破20元，而「孖單」（同時送兩張訂單）的報酬卻未按比例增加，變相是「一單價錢做兩宗訂單」。 在非繁忙時間，不少外賣員甚至難以掙到最低工資水平。
近期部分外賣員發起的罷工，正是對平台降低單價、實行不合理派單機制的抗議。 這凸顯了在缺乏有效制衡下，平台擁有對勞動者的絕對主導權，讓外賣員的權益受到嚴重侵蝕。
政府的回應與「不宜一刀切」的考量
面對外賣員的權益爭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政府關注數碼平台工作者的保障問題，並已成立由政府、平台公司及勞工團體代表組成的聯絡小組，共同探討加強保障的方案。 他透露，勞工處去年的調查顯示，平台工作者最關注因工受傷的補償事宜。 政府計劃在今年內提出進一步改善平台工作者權益的方案，並會考慮以立法方式加強保障。
然而，孫玉菡同時強調，「不宜一刀切將所有平台工作者列為僱員」，並指出這需要考慮一系列因素及視乎其工作性質。 他表示，香港法庭案例已定出一系列考慮因素來分辨自僱人士與僱員，包括平台對工作的控制權、工作者是否自備工具、是否需負上財政風險等。 即使合約標明為自僱，若實質存在僱傭關係，僱主仍須履行勞工法例下的責任。
政府之所以不傾向「一刀切」將外賣員界定為僱員，其中一個考量在於平台工作的靈活性。 外賣員可以自由選擇上線時間，這種彈性是吸引部分人投入這個行業的重要因素。 將他們強制界定為僱員，可能會影響這種靈活性，對部分尋求彈性工作的人士造成影響。 此外，不同平台及不同工作性質（例如步行、單車、電單車）的外賣員，其工作模式和與平台的關係可能存在差異，簡單的「一刀切」可能無法涵蓋所有情況。
尋找平衡點：改善權益的可能方向
既然「一刀切」界定為僱員並非政府首選方案，那麼在維持平台工作彈性的同時，如何有效提升外賣員的權益保障，便成為方案設計的關鍵。政府表示將參考世界各地的做法，結合本地情況制訂方案。 其他地區在保障平台勞工權益方面已有不少探索，可供香港借鏡：
- 建立新的法律類別： 部分地區考慮或已設立介於傳統僱員與自僱人士之間的「平台工作者」或「獨立工人」類別，為其提供部分勞動保障，如最低工資保障、休息時間、工傷保險等，但同時保留一定的靈活性。
- 加強平台責任： 要求平台承擔更多責任，例如為工作者購買更全面的保險，提供安全培訓和裝備，建立有效的申訴機制等。
- 數據透明化與算法規管： 平台應更透明地展示派單、計薪和評級等算法規則，減少外賣員對平台運作的疑慮，並規管可能導致不公平待遇的算法應用。
- 最低保障標準： 考慮設立針對平台工作者的最低報酬或保障標準，確保其基本收入和工作安全。
- 集體談判權： 賦予平台工作者集體談判的權利，使其能夠與平台平等協商工作條件和報酬。
孫玉菡提及，政府將於今年內提出方案，並考慮立法方式加強保障。 這意味著潛在的方案可能包括立法設立新的保障框架，或者修訂現有法例，例如《僱員補償條例》，以涵蓋平台工作者。 勞工處的調查顯示工傷補償是外賣員最關注的事項，這很可能是未來方案重點著墨的方向之一。
聯絡小組的存在，為政府、平台公司和勞工團體提供了一個溝通平台，有望在各方意見中找到平衡點，共同推進保障工作的制定。 然而，有意見認為，應將外賣員代表納入三方協商平台，讓他們的聲音能直接被聽到。
前路挑戰與社會共識
改善外賣員的權益保障，並非易事。這涉及複雜的法律定義、平台公司的商業模式、外賣員的多樣化需求，以及社會對「零工經濟」的認知。 如何在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維持平台經濟的創新與效率、以及避免對消費者價格帶來過大影響之間取得平衡，是政府必須審慎考慮的問題。
過去香港法院在判斷平台工作者身份時，曾出現不同判例，這也反映了現行法律框架在處理新興勞動模式時面臨的挑戰。 例如，有勞資審裁處裁定司機屬僱員，理由是平台對其工作有高度控制； 但另有區域法院案例則裁定外賣員為自僱人士。 這些不一致的裁決，凸顯了立法明確界定平台工作者權益的迫切性。
政府表示將借鑒內地及海外經驗，例如內地部分平台已為騎手繳納社保或提供意外險。 這表明政府意識到問題的普遍性，並願意參考其他地區的解決方案。 然而，香港與內地在法律制度、社會環境等方面存在差異，照搬模式並不可行，必須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總結：在數字洪流中築牢勞動保障的基石
外賣員罷工事件，像是一聲警鐘，提醒著我們在擁抱數字經濟便利的同時，不應忽視那些默默支撐這個體系運轉的勞動者。 他們的權益保障，不僅關乎個體的福祉，更影響著社會的公平與穩定。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將於今年內提出改善平台工作者權益的方案，並考慮立法。 儘管拒絕了「一刀切」將所有平台工作者界定為僱員的做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 關鍵在於能否設計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既具彈性又能提供基本保障的法律框架或政策措施。
這場關於平台工作者權益的討論，將持續下去。 期待政府能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包括外賣員的真實聲音，參考國際經驗，最終提出一套務實有效的方案，在數字洪流中為這些「城市騎士」築牢勞動保障的堅實基石，讓他們在辛勤奔波的同時，也能享有應有的尊嚴與保障。 這不僅是對外賣員的回應，更是對未來勞動關係的一次重要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