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嘎然而止的追問：一宗的士司機死亡個案引發的深思
一宗看似單純的乘客與的士司機之間的糾紛，最終卻導向一個令人扼腕的結局——的士司機陳輝旺先生在被警方拘捕後，因頸椎移位導致全身癱瘓，並於一個月後不幸離世，終年65歲。這宗發生在2012年的事件，近期在死因研訊中再次被聚焦，不僅牽動著家屬錐心之痛的追問，更引發社會對警方執法過程、應變能力及人道關懷的深刻反思。陳先生的死因研訊，猶如一部緩慢播放的紀錄片，逐步呈現出事發當晚的片段，以及各方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應對。
羅生門下的事發經過與家屬的泣血質疑
時間回到2012年11月11日晚上，陳先生在西區海底隧道（西隧）收費亭與一名日籍乘客因車資問題發生爭執。據西隧職員的證供，雙方曾有拉扯，甚至一度跌倒在地。職員上前分隔二人，並聽到陳先生聲稱對方沒有付車資，情緒「少少激動」且「少少憤怒」。然而，涉事乘客的證詞則指出，他在未付車資的情況下離開車廂，認為陳先生將妻子當作人質，故上前理論，期間陳先生曾揮拳打他右眼。雙方的證詞，為事件蒙上了一層「羅生門」的色彩，也凸顯了現場情況的複雜性。
警方接報到場後，試圖控制局面並拘捕陳先生。根據警員的說法，陳先生在得知被捕後「隨即唔合作」，「大字形咁樣瞓咗落地下」，並且「有少少掙扎、唔願意」被抬上警車。警員馬振康形容陳先生的行為已屬「頑強性抗拒」，因為「佢已經實際阻礙咗我哋執行職務，甚至有機會令其他人受傷」。然而，家屬一方的資深大律師則質疑，警方在制服陳先生的過程中，是否存在不當武力，特別是陳先生的女兒陳盈康指控父親曾被警員「箍頸」及「警察打到咁」。
家屬最核心的質疑在於，警方在處理一個因車資糾紛而情緒激動的長者時，是否必須採取如此強硬的手段？陳盈康認為，警方不應害怕一個六旬的士司機逃走。這種觀點，點出了家屬對於執法合理性的質疑：在確保公共安全和執行職務的同時，警方應如何在評估風險後，採取比例相稱且顧及人道的方式處理，尤其當涉事者為長者或情況並非極端危險時。
警方的變數說與現場的不可預測性
對於警方的執法過程，警方的代表律師在死因研訊中強調「過程存變數」。這句話，某程度上反映了執法現場的不可預測性與瞬息萬變。警員需要根據現場情況快速判斷及反應，而每個個案都有其獨特性。在陳先生的個案中，警方聲稱陳先生的「頑強性抗拒」增加了處理的難度。警員馬振康在庭上表示，當面對「頑強性抗拒」的人士時，會利用「常識」和「經驗」將其搬離。這種說法，雖然解釋了警方需要採取行動的原因，卻未能完全釋除家屬對於武力程度的疑慮。
現場閉路電視片段在研訊中被播放，西隧職員也提供了他們所觀察到的情況，例如陳先生在被鎖上手銬後「口噏噏」、「發牢騷」、「好忟憎」，以及「大字形躺在地上」不願被移動。這些細節，雖然未能直接呈現警員是否「箍頸」或「毆打」，但卻為當晚的場景提供了更多的側面描述。警長羅偉民的代表律師在盤問陳盈康時，曾提及事主留醫時，有精神科醫生懷疑事主有譫妄症，這或許是警方試圖解釋陳先生行為「不合作」的一個角度，但也可能被家屬視為轉移焦點。
從執法過程到醫療告知：多重環節的責任拷問
這宗悲劇不僅僅是關於事發當晚的警民互動，更牽涉到後續的醫療告知和處理。陳先生被捕後，家屬未能及時聯絡到他，警方也未及時通知家屬。陳盈康是透過樓下保安的通知，才得知父親因癱瘓留醫的消息。當她趕到醫院時，院方告知事主需做手術護頸椎，而警方僅表示事主被捕，日後需到警署報到。家屬質疑，警方是否未將事主在被捕過程中可能遭受的頸部創傷告知醫護人員，導致延誤診治或影響醫療判斷。
死因裁判官在研訊中向陪審團指出，政府有責任向事主親屬交代事件，亦有責任向市民交代。這句話點出了官方在此類事件中的資訊公開和透明責任。家屬的傷痛，不僅來自親人的離世，更可能源於資訊不對稱和未能及時獲得真相的煎熬。
這宗個案的複雜性在於，它並非單一因素導致的悲劇。從乘客與司機的初始糾紛、警方的介入與制服過程、事主的身體狀況與反應，到後續的醫療救治和資訊傳遞，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對最終的結果產生影響。家屬認為警方不應懼怕司機逃走，是出於對執法必要性和比例原則的考量；而警方強調過程存在變數，則是試圖解釋現場情況的不可控性。雙方的視角差異，恰恰是這宗事件中最需要被釐清和審視的部分。
從個案中學習：提升應變與人文關懷
陳先生的死因研訊，是一個痛苦的回顧過程，但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會，讓我們從中學習和改進。對於警務人員而言，如何在複雜且可能帶有情緒的現場，既能有效執行職務，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涉事人員的安全與尊嚴，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對於涉及長者或身體狀況可能較為脆弱的人士，是否應有更為細緻和彈性的處理指引？在制服過程中，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武力，並確保涉事者的身體狀況被充分考慮？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和持續改進的方面。
同時，這宗事件也提醒我們，在執法過程中，與家屬的溝通和資訊傳遞至關重要。及時、清晰地告知家屬事件的經過和涉事者的狀況，不僅是人道關懷的體現，也有助於減少猜疑和誤解，緩解家屬的焦慮和痛苦。
陳先生的離世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悲劇。透過死因研訊，我們得以窺見事件的某些面向，儘管真相的拼圖可能仍未完整。這宗個案的討論，不應僅僅停留在追究責任的層面，更應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在未來的類似情境中，做得更好。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現場決策與個體生命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冰冷的法律條文與溫暖的人道關懷之間找到結合點？這不僅是對執法機關的考驗，也是對整個社會應變智慧和人文素養的檢視。陳先生的生命，或許能以另一種方式，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反思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