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濫發免針紙案件的審訊中，辯方律師為涉案醫生爭取寬鬆判決，提出「耳仔軟」及同情病人等求情理由。法官則對此類說詞持審慎態度，並質疑醫生判斷能力及是否因貪錢而犯案。
法庭上的攻防：辯方求情與法官質疑
一名62歲的西醫王秉亮，被指控在新冠疫情期間濫發逾6,000張「免針紙」，已承認4項不誠實地意圖欺騙而取用電腦罪。在區域法院的聆訊中，辯方大律師馮家安為王秉亮求情，形容被告「耳仔軟」，容易接受他人要求，判斷能力不足，並承認自己不應參與「疫苗資助計劃」。辯方亦引述歌詞，將被告的行為比喻為「剎那的錯失」，並指出他認罪的勇氣。然而，法官郭偉健對這些說詞表示質疑，他指出王秉亮學歷高、執業多年，且曾專門研究流行病學，應具備足夠判斷力，能夠意識到濫發「免針紙」會影響公共衛生。法官更直接質疑被告的犯案動機是否僅為貪錢，並指出他收費偏高，將此與大律師的「海鮮價」作比較，但法官認為收費不一並非控罪的構成要件。
另一宗案件中，女西醫蔡淑梅被指控濫發超過1.2萬張「免針紙」。在庭上，辯方律師質疑控方專家證人對「疫苗恐懼症」的認識不足，認為其報告偏頗，並質疑其專業資格去評論蔡的診斷是否錯誤。辯方指出，專家在不了解病人如何向蔡表達恐懼的情況下，就判定蔡的診斷不當，認為這是不公允的分析。專家證人則反駁，指會基於蔡的問診時間、文件記錄等整體考量，並非單憑片面資訊作判斷。此外，辯方亦嘗試將被告的行為比作天主教徒偶爾會忘記十誡，試圖淡化其過失。
專家證詞與醫學準則的爭議
控方傳召的專家證人、新界東聯網家庭醫學部顧問醫生許明通在庭上作供時表示，蔡淑梅在為求診者診症時，並未仔細查詢病史、評估精神狀況，認為其診斷不足以發出「免針紙」，做法不妥當。他認為，判斷精神疾病需要細緻的問診，而非僅數分鐘的簡單提問。許明通更指出，自己行醫25年從未見過有「疫苗恐懼症」的病例，並提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並未記載此詞彙，認為其非常罕見。
辯方則不斷挑戰專家證人的專業資格與報告的客觀性。他們質疑許明通對「疫苗恐懼症」了解不足，其精神科資歷不足以評論蔡的診斷是否錯誤。辯方也指出，醫生在判斷病人是否患有顯著恐懼時，存在一定的主觀性，許明通也同意這一點，但強調醫生需更仔細地向病人問清楚，以了解其恐懼的嚴重程度。對於「疫苗恐懼症」是否可作為醫學豁免的理由，許明通表示，若病人精神狀況極差，心理輔導無效，且接種疫苗會對其造成嚴重精神創傷，醫生才可以簽發「免針紙」。
判刑押後與案件進展
兩宗涉及濫發「免針紙」的案件均已進入審訊階段，其中王秉亮承認控罪，法院已將判刑押後至七月十一日，以待索取相關報告。蔡淑梅的案件仍在審理中，控方申請增加控罪，指其在七個月內發出超過一萬二千張「免針紙」，大部分以「疫苗恐懼症」為由。法官已批准控方修改控罪的申請，案件將繼續審訊，預計將有更多相關證人出庭作供。這些案件的進展，顯示了法律對醫療專業人員在疫情期間嚴格的審視和規管。
對公共衛生的影響與法律責任
濫發「免針紙」不僅損害了醫療專業的公信力，更對公共衛生構成了潛在的風險。在疫情期間，醫學豁免證明書是為了保障少數因醫學原因無法接種疫苗的人士，但醫生濫發證明書，卻讓部分本應接種疫苗的市民得以規避，增加了病毒傳播的風險。政府已於2022年宣布，由涉事七名醫生簽發的「免針紙」將不再被接納，並於同年10月12日起失效。此舉措旨在堵塞漏洞，確保公共衛生政策得以有效執行。
對於醫生而言，濫發「免針紙」不僅涉及刑事責任，更可能面臨醫務委員會的紀律處分。案例顯示，醫生應嚴格遵守專業守則，根據臨床判斷及衛生署的指引，為病人簽發證明書。僅憑病人片面之詞，或以模糊的理由發出證明，均可能觸犯法例，並損害其專業聲譽。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亦會重點關注醫生是否有足夠的判斷能力，以及其行為是否出於貪婪或疏忽。
結語
涉嫌濫發「免針紙」的案件，揭示了在特殊時期，部分醫護人員的道德與法律界線出現模糊。辯方提出的「耳仔軟」和同情病人等理由，雖然反映了人性中的情感面向，但在法律層面上，法官的審視更加嚴謹。案件的判決與發展，不僅是對涉事醫生的警示，更是對整個醫療體系的提醒，強調了專業操守與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時，也讓人們反思，如何在複雜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平衡同情心、專業判斷與法律規定的界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