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震撼預言：關稅發威，全民減稅時代來臨！

當關稅「發揮作用」：一場關於稅負與國富的辯論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再次拋出一個引人矚目的經濟主張：當關稅收入大幅增加，許多人的個人所得稅將得以顯著下調，甚至可能完全取消。他特別指出，年收入低於20萬美元的人群將是重點受益對象。這番言論不僅是他一貫「美國優先」經濟哲學的體現，更在錯綜複雜的全球經濟格局中投下一顆石子，激起漣漪無數。這個看似簡單的政策連結——用境外來的錢（關稅）去減輕境內民眾的負擔（所得稅）——其背後蘊含著深刻的經濟原理討論、歷史借鑒以及現實操作的挑戰。

關稅作為一種古老的貿易調節工具，其主要功能曾長期是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追溯歷史，在美國確立聯邦所得稅權利之前的一百多年前，關稅曾佔據美國聯邦收入的九成比例，那被特朗普形容為國家相對最富有的時期（約1870年至1913年間）。然而，隨著經濟模式的演變和政府職能的擴大，特別是1913年美國憲法第十六修正案通過後，所得稅逐漸成為聯邦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關稅的財政貢獻比例大幅下降。特朗普的主張，某種程度上是在呼應那個遙遠的歷史片段，試圖重塑稅收結構，將經濟重心再次導向邊境。

關稅的「財政潛力」與現實

特朗普的邏輯是，透過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可以從外國生產者或進口商那裡「提取」資金，這筆收入進入國庫，就可以用來彌補因個人所得稅下調或取消而產生的財政缺口。他甚至曾表示，關稅帶來的收入「很有可能」取代所得稅，一年可能達到幾十億甚至幾千億美元。然而，經濟學家普遍對此表示懷疑，認為關稅收入難以完全取代所得稅。

美國聯邦政府目前主要依賴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這兩者的總收入高達數萬億美元。相比之下，關稅收入的基數較小，即使大幅提高關稅稅率，所能產生的收入與所得稅總額仍存在巨大差距。例如，有研究指出，要彌補約2萬億美元的所得稅收入，需要對數量有限的進口商品徵收極高的關稅稅率，而稅率越高，進口量越可能下降，進一步縮小稅基，使得達到目標收入成為不可能的任務。即使按照特朗普提出的對所有貿易夥伴徵收10%關稅，以及對中國商品徵收60%或更高關稅的方案，預計每年產生的關稅收入也僅在數千億美元級別，遠不足以取代所得稅。

因此，即使關稅「發揮作用」增加了政府收入，這筆額外收入也僅能部分彌補所得稅減免帶來的財政損失，而非完全替代。這也意味著，大幅下調甚至取消所得稅的財政來源，不能僅僅依賴關稅。

誰是關稅的最終買單者？

特朗普認為關稅是由外國支付，但經濟學界的普遍觀點是，關稅的成本最終主要由國內消費者和進口商承擔。進口商品被徵收關稅後，通常會導致其在國內市場的價格上漲。進口商可能會分攤部分成本，但為了維持利潤，很大部分會轉嫁給下游企業和最終消費者。這意味著，雖然政府徵收了關稅，增加了財政收入，但同時國內民眾購買進口商品或使用進口零部件生產的商品時，實際支付了更高的價格，這構成了一種隱形的「關稅稅負」。

對於年收入低於20萬美元的人群而言，如果他們從所得稅下調中受益，但同時因關稅導致物價上漲，那麼實際的淨收益將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為關稅負擔過重而導致生活成本增加。有分析指出，關稅和消費稅的結合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更大，因為他們將更大比例的收入用於購買商品，而高收入家庭則將更多收入用於儲蓄或投資。因此，利用關稅收入來資助所得稅減免，可能會導致稅負從基於收入的所得稅轉向基於消費的關稅，形成一種「累退性」的稅負轉移，對低收入群體更為不利。

經濟的雙刃劍：關稅的副作用

除了財政收入和稅負轉移的考量，關稅政策的廣泛實施還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多重影響。首先，關稅提高進口成本，可能導致國內通脹壓力上升。這與美國聯儲會當前控制通脹的目標相悖，甚至可能導致聯儲會中斷降息週期，轉入新一輪加息，進一步增加企業經營和個人生活成本。

其次，關稅可能引發貿易夥伴的報復。歷史上，高關稅曾導致嚴重的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例如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就被認為是導致大蕭條時期全球貿易銳減的因素之一。各國針對美國商品實施報復性關稅，將損害美國的出口產業，特別是農產品等領域。貿易戰導致的不確定性也會抑制企業投資，擾亂全球供應鏈，最終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

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關稅可以保護國內產業，吸引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機會。如果關稅政策成功地促使公司將製造業遷回美國，對進口商品的需求減少，理論上關稅的徵收也會減少，其對所得稅減免的彌補能力也會相應下降。然而，製造業回流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涉及勞動力成本、供應鏈彈性、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因素，關稅只是其中一個驅動因素。

政治與經濟的博弈

特朗普將關稅與減稅掛鉤，不僅是經濟政策的表述，更是一種政治策略。他希望通過關稅展示其「對外強硬」的姿態，爭取認為貿易逆差損害美國利益的選民支持，同時以所得稅下調作為吸引廣大中低收入選民的誘餌。將關稅收入描繪成可以彌補減稅缺口的「外部收入」，更容易讓選民接受減稅方案，而不必擔心財政赤字擴大。

此外，特朗普也視關稅為一種談判工具和外交武器，用於糾正他認為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或在國際談判中爭取籌碼。這種單邊主義的做法，已經引發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多國反對和反制。

所得稅體系本身的複雜性也使得完全被關稅取代幾乎不可能。所得稅不僅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更是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工具。累進稅制使得高收入者承擔更高的稅率，旨在縮小貧富差距。而關稅作為一種商品稅，本質上是累退的，無法實現這種調節功能。放棄所得稅體系，將徹底改變美國的稅收結構和財政運行模式，其影響遠超財政收入本身。

回顧與展望

總的來說，特朗普提出的「關稅發揮作用，許多人個稅可大幅下調」的構想，是一個充滿爭議和挑戰的方案。它基於關稅的財政收入潛力，但忽略了關稅成本最終由國內承擔的現實，也低估了關稅政策對經濟全局，包括通脹、貿易關係和供應鏈的負面影響。雖然將所得稅減免的重點放在年收入低於20萬美元的人群上具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但如果沒有足夠且穩定的財政來源，這種減稅承諾將難以實現，或者會導致財政赤字顯著擴大。

歷史經驗表明，過度依賴關稅作為財政收入和貿易保護工具，往往伴隨著經濟的陣痛和全球貿易關係的緊張。在現代高度複雜和相互依賴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單純依靠關稅來徹底改變國內稅收結構，其可行性和潛在風險都需要極為審慎的評估。這場關於關稅與所得稅關係的辯論，不僅是技術性的稅收政策討論，更是對國家經濟發展道路、財政可持續性以及全球經濟秩序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