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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智慧」遇上「不智」的警號
數位時代的「檔案櫃思維」？
在這個號稱邁向「國際創科中心」、致力建設「智慧政府」的時代，我們理應看到公共服務更加便捷、資訊更加流通透明。然而，申訴專員公署近日無預警刪除網站大量歷史資料的風波，卻如同一個突兀的感嘆號，重重敲響了公共治理可能並不如想像中「智慧」的警號。這宗事件，不僅僅是一個網站管理問題，更折射出在光鮮的「智慧政府」願景下，某些行政思維似乎仍停留在前數位時代的「檔案櫃思維」。
申訴專員公署作為一個獨立監督機構，其核心使命之一便是透過公開調查報告，增加公共行政的透明度，讓市民得以行使監督權。其網站上《公開資料守則》個案欄目自2016年設立以來，累積了大量涉及民生議題的調查報告，這些報告記錄了政府部門的缺失與改進，是寶貴的公共資產，也是學術研究、新聞報道及市民了解政府運作的重要參考。 然而，公署近期卻將這些珍貴的歷史檔案「下架」，僅保留近三年的資料，要求市民查閱過往報告需填寫申請表或親自前往公署抄錄。 這種做法，無疑是為獲取公共資訊設置了重重關卡，與其曾經倡議的「透明開放」原則背道而馳。
申訴公署的解釋與公眾的疑問
面對外界排山倒海的質疑，公署的解釋非但未能釋疑，反而「愈描愈黑」。 多名立法會議員質疑，舊資料並不會影響網站運行，而且現今技術發達，理應讓市民獲得更多而非更少資訊。 要求市民「自備紙筆赴公署抄錄」的安排，更被批評是行政邏輯的倒退，彷彿回到了缺乏網路與資料庫的「檔案櫃時代」。
事件的弔詭之處在於，申訴專員公署的職責之一就是調查政府部門涉嫌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的申訴，守護市民獲取政府資料的權利。 然而，這次風波卻讓人質疑公署本身是否做到了以身作則。 更有報道指出，有議員在事件發酵後收到「溫馨提示」，不宜再「跟進」或「評論」事件，似乎有人擔心爭議擴大而試圖平息。 這種現象本身，也令人對公共討論的空間和獨立監督機構的自主性產生疑問。
「智慧」空談？公共治理的深層問題
申訴公署的風波，表面上看是單一機構的行政決定，但深層次卻敲響了香港公共治理體系可能存在的警號。我們在大力宣傳「智慧政府」的同時，是否真正具備與之匹配的「智慧」行政思維？
「智慧政府」的核心應是提升效率、加強透明、方便市民。刪除網站歷史資料，不僅沒有提升效率（反而增加了獲取資訊的時間成本和流程），也沒有加強透明（而是削弱了），更談不上方便市民。這顯示出，雖然政府可能投入大量資源建設數位基建、推出各種線上平台，但在實際操作和行政理念上，卻可能存在脫節。
此次事件凸顯了幾個潛在的公共治理問題：
首先，對資訊開放和公共檔案價值的認識不足。在數位時代，歷史資料不僅是「舊檔案」，更是分析政策、評估成效、進行研究的重要基礎。隨意「下架」這些資料，等同於人為設置知識壁壘，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對政府的有效監督。
其次，行政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和問責。公署刪除資料的決定是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進行，事前似乎缺乏與公眾或相關持份者的溝通。 獨立法定機構雖然有其自主性，但其運作方式和對公眾的責任仍應保持透明，並對其決策後果負責。申訴專員公署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這次事件是否也應涵蓋問責層面，引起了廣泛討論。
第三，政府部門之間缺乏一致性的資訊公開和檔案管理標準。有評論指出，政府不同部門在披露公開文件方面處理方法不一，有些部門網站甚至保留了數十年前的資料，形成鮮明對比。 這表明在推動「智慧政府」和資訊公開方面，缺乏一個統一的策略和執行標準。這也再次引發了對《檔案法》立法的討論，一部完善的《檔案法》將為公共檔案的管理和開放提供法律框架和保障。
從「檔案櫃」走向「雲端」的挑戰
申訴公署的風波是一面鏡子，映照出香港在邁向「智慧政府」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挑戰。挑戰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與之配套的行政思維、制度設計和對公共價值的理解。
建設真正的「智慧政府」，不應僅僅是技術的堆砌，更應是行政理念的革新。它要求政府具備開放、透明、負責的態度，將市民的資訊權利放在首位，並建立健全的檔案管理和公開制度。正如申訴公署在2014年報告中曾倡議的那樣，「資訊自由是問責開明的政府的基石」。 如今，這個基石似乎正在鬆動。
警鐘已響，何去何從？
申訴公署的風波是一次警示。它提醒我們，在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絕不能忽略公共治理的核心價值：透明、問責、服務市民。如果連應當表率的獨立監督機構都在資訊公開上出現倒退，那麼整個「智慧政府」的建設便可能淪為空談，甚至可能被用於掩蓋行政失當而非提升效率。
這場風波為香港的公共治理敲響了警鐘。如何修補信任裂痕，如何確保「智慧」真正服務於「治理」，如何建立與數位時代相符的檔案管理和資訊公開制度，是如何讓「智慧政府」不再只是口號，而是真正讓市民受益的現實，是擺在政府面前亟待解決的課題。這個課題的答案，將決定香港能否在變革的時代浪潮中，真正實現公共治理的現代化和智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