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相關執法行動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近期有報道指出，在「半個月多」的時間內有6人涉及國安法被捕，然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短短5天內就此事的說法似乎存在差異，引發了一些討論。這不僅關乎數字的準確性，更牽動著公眾對國安法執行情況的感知。
撲朔迷離的數字：兩個說法的故事
故事的起點聚焦於近期兩則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執法消息。一則是在5月28日，香港警方國安處首次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基本法23條）下的「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拘捕了包括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內的6人，指他們涉嫌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 隨後，在5月29日，警方又再拘捕1人，使此案的被捕人數增至7人。 另一則消息則是在6月12日，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與警方國安處聯合行動，約談了6名及一個組織，涉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不過鄧炳強隨後澄清此次行動「沒有拘捕任何人」。
問題的關鍵在於「半個月多6人涉違國安法被捕」這一說法。如果指的是5月28日的拘捕行動，被捕人數應為6人（後增至7人），且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首次引用該條例進行的拘捕。 如果指的是6月12日的約談行動，雖然涉及6人，但官方強調無人被捕。
而李家超和鄧炳強的說法差異，則可能源於他們在不同時間點或針對不同事件發表的言論。
李家超在6月17日提及，國安法實施近5年來，共有332人因涉國安罪行被捕，平均每年約66人，佔警方年均拘捕人數的0.2%。他強調國安法只針對極少數人，且趨勢向下。 鄧炳強在較早前（6月14日）提及國安公署與警方國安處約談6人時，強調行動中沒有拘捕任何人。
如果將時間線拉近，並且考慮到「半個月多」這個模糊的時間範圍，可能指的是5月28日的拘捕行動與6月12日的約談行動之間的這段時間。然而，這兩個行動的性質和結果（拘捕對比約談）是不同的。
細究數字背後的可能原因
為何會出現這種看似矛盾的說法？有幾種可能性值得探討：
時間點的差異：官員在不同日期發布的資訊，可能反映了當時掌握的最新情況。執法行動往往是動態的，人數或進展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變化。
資訊落差或側重點不同：不同的官員可能側重於傳達不同的資訊重點。行政長官可能更側重於宏觀的國安法執行數據，而保安局局長則可能更關注具體案件的細節和進展。
對「被捕」定義的理解：公眾理解的「被捕」通常是指被警方拘留。然而，在一些官方語境中，可能存在更為精確或區別性的表述，例如「約談」與「拘捕」的區別。儘管鄧炳強明確表示6月12日的行動無人被捕，但如果存在其他同期未廣為報道的零星拘捕個案，也可能導致統計數字上的差異。
資訊發布的節奏：官方在發布涉及國安案件的資訊時，有其自身的考量和節奏，未必會即時或一次性公開所有細節。
無論原因如何，這種說法上的差異客觀上可能引起公眾的困惑，甚至影響公眾對國安法執法的信任度。在高度敏感的國家安全領域，資訊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尤為重要。
國安執法下的透明度與公眾感知
國安法的實施旨在維護國家安全，這對於任何主權國家來說都是應有之義。然而，執法過程的透明度與公眾感知是繞不開的議題。尤其是在國安法這類影響廣泛且具備特殊性的法律領域，公眾對執法行動的關注度極高。
從官方角度來看，他們可能認為在偵查階段不宜過早或過度披露細節，以免影響調查。同時，國安案件的敏感性也決定了資訊發布需要格外謹慎。然而，從公眾角度來看，缺乏清晰、一致的資訊，容易引發猜測和不安。當官方說法出現差異時，這種不安感會被放大。
建立公眾信任，不僅需要有力的執法，也需要清晰、及時、一致的溝通。在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案件時，官方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性與保障公眾知情權之間取得平衡，是一項持續的挑戰。
總結與展望
「半個月多6人涉違國安法被捕？ 李家超與鄧炳強5日內說法不同」這一事件，或許是國安法實施過程中，資訊發布與公眾理解之間互動的一個縮影。數字的差異，無論是源於時間點、側重點還是其他原因，都提醒了我們在關注國安法執行時，需要細心辨別資訊來源和語境。
未來，隨著國安法的深入實施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生效，如何確保官方在發布相關資訊時更加精準、一致，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猜測，將是提升公眾對國安執法信任度的關鍵一環。畢竟，國家安全需要全社會共同維護，而信任是這一共同努力的基石。一個更為透明和一致的資訊發布機制，不僅有助於釋疑解惑，更能讓公眾真切感受到國安法「針對極少數」的初衷，從而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凝聚共識，共同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